1997年在香港首次发现h5n1禽流感会致命地传染给人说明文

其实早在九六年，广东省便率先在一个农场饲养的鹅身上发现高致病性的H5N1禽流感病毒。及至翌年四月，香港流浮山一带也有大批活鸡染上了这种病毒。一个月後，也就是香港主权交给中国前夕，一名三岁男童感染这种病毒後身亡，成为全球首宗H5N1禽流感传染人类的个案。不过当时卫生署查不出男童的死因，只好把样本送到美国化验。直到八月份，专家才确定禽流感变了种－－过去只在禽鸟之间互相传染的H5N1病毒，开始传染人类。到了十一月，也就是新政府成立四个多月，再有小童受感染，於是事情闹大，公众惊觉香港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疾病。接下来的一个月，政府陆续公布染上禽流感的个案，连街市售卖的活鸡身上也发现这种病毒，使得刚在金融风暴中捱过国际炒家第一轮冲击的特区政府，转眼间便要接受另一挑战。

最初政府尝试安抚大众，卫生署长陈冯富珍甚至说：「我天天吃鸡」，以示安全。可是群众并没有因此而放心，因为数天之後，她自己推翻吃鸡很安全的说法，突然下令家禽批发市场停止运作三天（十年後陈冯富珍说她不後悔当年说了这句话，因为此乃事实，她真的天天在吃鸡）。其时（十二月十九日）香港已有十人证实或怀疑感染禽流感，包括两名死者，香港大学（港大）的学者也在警告禽流感可能变种为人传人。加上部份病人不曾触碰活的禽鸟，亦没有去过街市，结果还是中招，在这情形下，市民难免有点担心。唯独董建华却觉得这种事不值得大书特书，公开抱怨记者大事渲染。适逢传媒揭发卫生福利局长霍罗兆贞（亦即杨永强的前任）放了大假，不理禽流感事宜，而政务司长陈方安生则为了保护下属，声称无人需要为这事而辞职，两人均惹来公众口诸笔伐。

到了最後，政府听从专家的建议，把措施逐步升级。先在平安夜（十二月廿四日）停止输入来自中国大陆的活家禽，数天之後，官员更决定宰杀所有本地农场饲养的一百三十万只活鸡，并延长「禁鸡令」至九八年初，使人们无法在春节用活鸡来祭祀，「拜神唔见鸡」。一个多月後，禽流感总算告一段落，***有十八人证实感染，其中六人病逝。

事後世卫对杀鸡行动赞不绝口，颂扬特区政府成功阻止禽流感蔓延开去。可是香港人却质疑公务员的办事能力，异口同声责难官员欠缺危机感，而陈冯富珍还因为天天吃鸡的言论，换来「鸡珍」的诨号。再者，政府前线人员杀鸡时的狼狈、把鸡杀光的造孽，皆令市民不满，为董建华日後改行高官问责制埋下其中一条伏线（详见第一章）。值得留意的是，禽流感一役可说是沙士前的一次「演习」。在这期间，卫生署要追踪病人亲属，官员则要学习在前所未见的传染病爆发後，怎样向市民交代，如何跟专家合作等。不幸的是，政府没有完全汲取这次经验－－陈冯富珍在禽流感时，跟港大教授袁国勇曾意见不合，沙士时她和杨永强依旧拒绝聆听中大教授的忠告；九七年公众批评官员「缺乏危机感」，O三年人们则认定政府做事「慢半拍」，评价没有两样；至於在禽流感爆发时曾有追踪病人亲属经验的卫生署，在沙士时竟然要在新加坡和加拿大政府反覆提点下，才惊觉刘剑伦和京华酒店的关系，难怪立法会在调查报告里，点名批评他们的追踪工作。当然禽流感爆发的规模跟沙士不可相提并论，染上禽流感的人数那麼少，群众也就处之泰然，没有阻碍他们在圣诞佳节涌到戏院，使电影《铁达尼号》创下香港史上最高票房纪录的热情，跟沙士时戏院零票房、满街萧杀的情景有天壤之别。不管怎样，「保皇党」在沙士期间民怨高涨时，以「沙士是新病毒，官员没有经验」来为董建华政府开脱，实在欠缺说服力，也太善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