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旅游被扔坟场
1362年的初夏，辽阔的地中海吹来湿热的海风。年轻的西蒙医生伫立在船舷边，浅绿色的瞳孔倒映着远处铅灰色的天空。风雨将至，天际尽头的陆地一片昏暗。三桅帆船破开起伏的海潮，向着亚平宁半岛的热那亚驶去。
这是第二轮黑死病肆虐的第二年，整个欧洲大陆都陷入灰色的死寂当中。西蒙曾在春天来临时赶往伦敦参加了老友的葬礼，根据伦敦市政厅的规定，每位亡者的葬礼只允许两位亲属参加。不过西蒙的老友已经连两位亲属都凑不足了，他们大都死在了爆发于1348年的第一轮黑死病肆虐期，剩下的也都四散流亡而去。
老友生前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同时也是一名医生，曾奋力奔走在对抗黑死病的最前线，可他所信奉的主却并没有给予他祝福，疾病迅速夺走了他的生命。
实际上，当黑死病于1348年传入英国，直至1350年疫情消退，全国总计有近一百万人死于瘟疫。人口总计十万人的伦敦城，到了1350年，有超过五万人病死，全城人口直到五十年后也未能完全恢复到疫情爆发前的水平。
可怕的疾病正在一步步摧毁人们对于生活的信心，人们对于基督教的信仰正在崩塌，动乱与谣言充斥着街头巷尾的每个角落。在安葬了老友之后，西蒙决心接受另一位医生故友的邀请，前往意大利中部的贸易古城锡耶纳，那儿有一群人正在研究当下黑死病的起源与防治，正在打一场关乎文明存亡的战役：抗击黑死病之战。
扩散：黑暗笼罩西欧大陆1347年10月，一支来自热那亚的船队驶进了西西里岛的墨西拿港，船上载着几名濒死的水手。医生在为他们诊断病情时，发现染病水手的腋下与腹沟呈现出大小不一的黑色肿块，肿块渗出了脓血，并伴随着腐坏的恶臭。
根据同行船员的描述，这些水手是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黑海之港出发的，在半路上便出现了剧烈的咳嗽及呕吐现象。港口的医生对神秘的疾病束手无策，只能坐视病人在极度的痛苦中煎熬。仅仅五天之后，船上的病患悉数病死。
医生与船员们为病死的水手感到惋惜，并请来牧师为他们举办葬礼。随后，船队继续向着法国的马赛港起航。
茫然中的船员们还不清楚，一场即将波及亿万人的超级瘟疫，已然于温床中酝酿了。
当年年末，法国马赛出现感染病例，随后经由内河河运与商贸传入法国腹地；
在沿海贸易中，病毒从马赛出发，经由维哥、瓦伦西亚、巴塞罗那等港口流入西班牙，次年春天，病毒已然在西班牙腹地开始肆虐；
在意大利，病毒席卷了罗马、佛罗伦萨等大型城市，又随着船队一路向南，经由突尼斯进入北非；
与此同时，病毒在1348年的夏天渡过海峡进入南英格兰，同时也在意大利北部爆发，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中欧，在瑞士及匈牙利肆虐。
到了1349年，病毒由英格兰扩散至爱尔兰及苏格兰，一路向北传至挪威。北冰洋上的水手们流传着一个传说，有一艘载着一船尸体的幽灵船，一路飘荡来到了瑞典，由此病毒开始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传播。
无论传闻真假，可以确认的是，疾病于1350年自瑞典传播。随后，丹麦、普鲁士、冰岛乃至格陵兰相继沦陷。到了1351年夏天，欧洲绝大部分地区均出现大规模疫情，连俄罗斯也未能幸免。
直到这个时候，人们才意识到，这是一场传播迅速、高致死率、极端危险的瘟疫。
因为所有染病的患者身上皆会呈现出散发脓血的黑色斑块，那时的人们便将这一疾病称之为，黑死病。
炼狱：文明体系的破坏黑死病患者的体现出的症状极为显著：
最初患者浑身会遍布的黑色斑块，而后开始渗出脓血。随着病情的加重，病人会出现剧烈咳嗽与连续高烧的症状，汗如雨下。严重时甚至会出现咯血、腹股沟腺出血，排除血尿及发黑的血便，恶臭难闻。患者从确诊到死亡平均天数为三天，重病患甚至会在病发一天内丧生。
阿维尼翁是法国东南部的贸易大城，位于罗讷河畔，交通往来发达。根据当时教会的粗略统计，疫情肆虐期间，城内每天都有超过400人丧生（在巴黎，这一数字为每日800人），超过7000所房屋因为人口死绝而空置，有的坟场在六周时间里收纳了超过一万一千具尸体。当坟场不足以容纳庞大的尸体数量时，人们不得不将尸体抛入罗讷河内，进而污染了生产生活的水源，形成恶性循环。
类似的情形也在伦敦上演：
伦敦的城市发展在14世纪初便迎来了严峻挑战，市政系统的建设与城市扩张的速度远远脱节。
城内没有公***的下水道及垃圾站，城市居民将生活垃圾与排泄物直接倾倒在街面上，动物的尸体也常常扔在街头任其腐烂。十万居民每日行走在臭不可闻的污秽与污水之间，河流水源早被污染，同时也为病毒的滋生提供了绝佳的温床。
1348年，黑死病传入英国，在伦敦城内迎来大爆发，当泰晤士河水几近被病死者的尸体铺满时，人们不得不在城外开挖巨型坟坑以掩埋尸体。由于尸体数量太过庞大，人们不得不将尸体层层堆积，直至接近坑面为止。
在素有“百花之城”称号的艺术之都佛罗伦萨，有超过四万人死于瘟疫。亲人们将病死的患者扔在街头，或是草草扔进大坑，“任由街犬将他们拖将出来，大口食之。”
第一轮黑死病肆虐了整整五年，于1351年逐渐消退，但这并不意味着疫情的终结：
1361年至1363年、1369至1371年、1374至1375年、1380至1390年，黑死病一再复发，严峻、冷酷、迅猛地掠夺着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在黑死病肆虐的半个世纪里，欧洲有超过两千四百万人丧生，人均寿命整整减少了十岁，城市人口死亡率超过50％，劳动力人口减少25％。
城市是病毒肆虐与滋生的温床，另一重灾区便是修道院及监狱。人口密集聚集的场所，倘使有一人感染往往意味着全军沦陷。在马赛的方济各会女修道院中，就曾出现一人感染致使全院发病身亡的案例，这一病毒的凶狠程度远超当时人们的理解与承受能力。
而疫情带来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文明体系的崩塌：
地方的行政系统完全失灵，面对汹涌的疫情，没人能够进行有效防控。
无数村落与农田因此荒废，道路破败无人修缮，谷物烂在农田里而无人耕种，水利设施垮塌，道路、田地一片泥泞，形成无法通行的区域。
而最可怕的变化在于人心。在肆虐的黑死病面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荡然无存，人们互相排斥、攻击、防备，对染病的亲人避之不及，更有甚者抛弃家庭而出逃，有人聚集起来掀起对抗封建政府与教会的暴动，而连续的战乱与动荡又加剧了疫情的肆虐，人们的感情因恐惧而麻木，变成了教会记录中所言：“出丧无哀痛者，婚嫁无笑颜。”
在黑死病面前，文明的色彩正一点点变得灰暗。
鼠疫：古老的中世纪医学接受重建商船在热那亚靠岸，西蒙医生搭上了前往锡耶纳的马车。黑死病肆虐下的热那亚已然不复昔日的繁荣，身披黑袍、头戴鸟嘴帽的医生步履匆匆地穿行在行人寥寥的街头，蒙着白单的尸体随意横放，没人想要多靠近他们半步。远空乌云低垂，初夏的雷雨在穹顶之上酝酿，映得大地一片昏沉。
西蒙清楚，目前医学界正在发生一些变化，医生们正纷纷聚集起来，研究当下疫情的应对方法。但关于黑死病的防治措施，秉持各流派的医生们并没有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
中世纪的医生普遍重视理论而轻视实验与观察，对病理学及传染病学一无所知。在黑死病肆虐期间，医生们根据旧有的知识体系为疾病防控提出了自己的构想。医生们普遍认为病毒的传播途径是空气，因此首要任务是净化已经被瘟疫污染的地区，具体措施则是通过烟熏火烤的方式驱逐病毒。
此外，盖伦学派的医生提出应“尽可能避免政治集会，因为它可能使感染者与未感染者混在一起。”动物的内脏与尸体也应选择远离城镇的地区处理，吃健康的食物，喝干净、透明、流动的水。还有医生认为人体的污垢能有效组织空气中的病毒，建议人们减少洗澡次数，甚至主张不洗澡。
这些措施虽然有荒诞不经之处，却也有一部分恰好符合科学的防治措施。但在对鼠疫几近全无了解的大背景下，这些五花八门的防治手段最后皆收效甚微。
但从更长远的角度看，黑死病的一再爆发，使得原本长久止步不前的医学思想逐渐产生变化：
早先的医院皆由修道院创办，所承担的功能更多是隔离麻风病人而非治疗。黑死病爆发后，医院的功能开始出现转变，从单一的隔离功能转向功能的多样化，出现了专门的病房划分，提供单独的床铺与定期换洗的床单，并修建专门的排污管道。人们从黑死病中获得的经验正在逐渐改造古老的中世纪医学，我们所熟悉的现代医疗体系正在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成型。
而随着后辈对黑死病病理的不断探寻，我们终于得以揭开黑死病的全部秘密。
今天的我们可以基本确认，黑死病就是现在的鼠疫，由一种被称为“鼠疫杆菌”的细菌引起。尽管这一病原体直至19世纪末才被发现，距离黑死病肆虐的时代已经过了整整500年。鼠疫可通过老鼠或跳蚤叮咬传播，也可通过空气传播。
中世纪的欧洲，城市扩张迅速，垃圾成堆，人口密集，为鼠疫的传播制造了绝佳的条件。这一鼠疫的全名为淋巴腺鼠疫，一般呈两大类型：一为跳蚤蚊虫叮咬，侵害血液，引起黑斑、脓血及恶臭；更为可怕的是第二类型，学名肺炎型鼠疫，病毒会侵害两肺，引发炎症，造成发烧发热、剧烈咳嗽，可以通过空气传播，传染性极强。
两种类型同时感染的病患死亡率居高不下，一旦感染，以当时的医疗条件，往往意味着生命的终点。
14世纪的欧洲，医生们对黑死病知之甚少，但依然前赴后继地投入到了对抗瘟疫的战线中去。因为密切接触患者，无数医生倒在了前线，其中不乏当时久负盛名权威。
德国、法国、勃艮第的宫廷医生，服务于教皇克莱门六世的3名内科医生与2名外科医生，法国蒙彼利埃城内的全部医生……由于记录的缺失，人们很难统计究竟有多少医生死于瘟疫期间，尽管他们大部分都坚守着过时的乃至错误的医学理论，但他们所展现出的勇气与责任，仍使后人敬佩不已。
思潮：一场风波之后的文艺复兴光明大雨倾盆，世界笼罩在浓厚的水幕中。马车在向着锡耶纳行进时，经过了一支长长的教徒队伍。他们人数超过千人，在教士的率领下向着罗马前进。他们是要为黑死病中煎熬的人民祈祷，这是教会所能做的最后的努力。
如今教会的腐朽与无能几乎人尽皆知，教会极度的禁欲主义压迫与自身内部的荒淫放纵对比鲜明，无数人对上帝的信仰在疫情中破碎殆尽，新的思潮正在人民心中无声的酝酿。
民权运动正在欧洲大地上传播，即使在意大利也出现了针对圣经“胆怯而谨慎的批判”。在英国的肯特城里，教士约翰鲍尔向英国民众宣扬他生而平等的学说，神学的帷幕被狠狠揭下，无数人民从神学压迫下的蒙昧中睁开眼来，意识到“自己本是独立的精神个体”。
黑死病激发了文明顽强倔强的生命力，针对文明自身的反省逐渐成型，并即将在未来的数十年里掀起名为“文艺复兴”的磅礴思潮，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在城市建设领域，新的思维正不断提出：
1351年，伦敦首次设立了街道清洁员的职位，这是现代意义上第一个维护城市清洁的公务员职位，政府通过立法对公***卫生事务进行了统一管理，对民众统一进行了公***卫生知识的普及。
1361年第二轮黑死病肆虐之际，意大利设立了常备的公***健康委员会，对防疫时期的行医活动进行统一调度与监督，对食品质量及药物生产进行控制。而在医疗体系领域，随着医生的重要性越发突出，医院的建设与医学理论的建立日渐提上议程。
尽管上述改革措施在守旧气息浓厚的中世纪遭遇了重重困难，但现代公***卫生制度的雏形却由此开始逐步确立。
勇气的赞歌与斗争的果实锡耶纳古城近在眼前了。这座城市自1186年便与佛罗伦萨的教皇派进行了旷日持久的领土之战，但战争并没有击垮这座城市的居民对生活的坚持，纵使加上当下肆虐的黑死病也不行。
不远处，一座巨大而宏伟的教堂浮现眼前，那是正在建造中的锡耶纳大教堂，倘若建成，它将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堂。不过由于黑死病的影响，半数居民丧生，教堂被迫停工，开工之日遥遥无期。
实际上，直至21世纪的现在，锡耶纳大教堂也没有完全修建完成，这座残缺的教堂好似对那段灰暗岁月的见证，记录并诉说着那个时代的人们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在困境中展现出的无与伦比的勇气。
来的路上，西蒙阅读了一名修士的临终记录。修士名叫约翰克林，来自爱尔兰基尔肯尼的方济各会，也是那座修道院唯一的幸存者。他详细记录了修道院里发生的一切，人们的抗争，对生活的渴望，以及那些鲜活生命的凋零。他在最后写道：
“时间冲淡了不该忘却的记忆，后人将之遗忘，似乎整个世界都落入了恶魔的掌中。我等候死神的降临，将羊皮纸留存以备此用。倘有存活者，有亚当之同类免于瘟疫者，续我未竟之功。”
西蒙在朦胧的细雨中注视着远处残破的锡耶纳大教堂。他知道，这里将是自己奋斗的战场。
从伦敦到莫斯科，从挪威到佛罗伦萨，他看见人类的悲痛与勇气同时浮现在眼前，看见无数人迷茫或热情的双眼，他看见辽阔的大地上，旧的时代正如潮水般消散，新的时代在一片废墟中徐徐升起。
而在抗击这场人类文明史上空前浩劫的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与认知，将如火炬一般不断传承，直至成为新时代人们对抗病毒的，新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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