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旅游关系

法国旅游学家弗朗索瓦·韦拉曾把亚洲的主要旅游国分为三类：一类是具有航空和港口交通枢纽以及进入东南亚和中国的得天独厚的通道的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另一类是工业国家，如日本；第三类是拥有特殊旅游资源的国家，如泰国。韦拉虽然没有提及中国，但很显然，中国属于其中的第三类。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化博大精奥，源远流长。在长期的发展积淀过程中，中国文化造就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旅游"文化，"旅游"在中国自有其生成、发展的土壤和历史。

如果说，在中国哲学的诸子百家之学中，对中国思想文化影响最大的是儒、道、佛三家，那么，在中国旅游的诸子百家之学中，对中国旅游文化影响最大的也是儒、道、佛三家。正是这三家各执一端的旅游思想，能糅合各家，以其各自的文化风格影响着中国旅游文化，组成中国旅游发展的基本线索，给中国旅游文化的开拓演进带来了活力。

一、儒家思想与中国旅游文化

两千多年来，儒家的旅游观对于中国人民的旅游活动产生了至巨至深的影响。对儒家的旅游观可从近游思想、远游思想、重民传统和尚古意识四个方面认识。

就一个民族的普遍心理而言，中国人有着安土重迁，不喜远游崇尚近游的思想。这可从中国民间的俗语"好出门不如歪在家"，"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看景不如听景"中反映出来。这是因为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华民族的内倾民族性格特征多少地阻抑了中国人旅游的动机，它发源于儒家。从孔子思想体系的总体来看，"仁"贯穿其中，成为联结各个范畴的媒介，同时，又是各个范畴和言行的总纲。而从宗族血缘关系来看，孝悌是为仁之本，提倡孝悌，注意培养人们具有孝悌的品德，是孔子仁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孔子曾经要求做儿子的做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礼记>>上也说："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故君子……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道而不径，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形殆。"儒家之提倡近游，目的就是为了减少非正常死亡和伤残现象，从而实现其"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和"斑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的仁政思想。这种近游观的出现，与春秋时期的黄河流域，在生产水平尚很低下的时代，劳动力很宝贵的社会经济条件相吻合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近游作为一种旅游方式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在当时无疑是有其进步意义的。

儒家主张和看重近游，是因为这种短途旅游既可达到健康身心和陶冶性情的目的，又可和家人同享天伦之乐。然而儒家并不是无条件反对远游。按孔子的表述分析，父母去世后，儿子远游自然不在限制之列。因为儒家学说以重人伦为核心。父母在世之日，儿子久游不归，一则令父母担忧；二则儿子也不能对父母尽关心赡养的义务。孔子只是要求做儿子的出门之前必须制订好游览计划，把游览路线、时间、何时归来这类情况告诉父母，使父母心中有数。同时，孔子也十分重视远游的作用，把它视为扩大阅历，结交名流，增进学问的重要途径。《论语》开宗明义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是孔子对于为他而纷至沓来的客人的欢迎词，也是对当时人际交往频繁，旅游之兴盛的社会现象的一种良性指导。孔子还将游览视作个体人格发展的理想之路，他认为只有"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所以儒家认为"志在四方"是男子汉应有的抱负和基本的形象特征。这用意很清楚，他们给所有的人规划了两种自我实现的途径：当孝子或当忠臣。为家庭或为国家。前者的奋斗目标在于使家庭幸福，后者的奋斗目标却是为国家太平。由于儒家阳刚进取，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是身在庙堂之上，即一心想参政，因此，在儒家学说中，为父母做牺牲和为君国做牺牲，都属于仁人志士。明乎此，我们就容易理解在中国旅游史上为什么近游理论较远游理论同样发达，探险旅游同怡情旅游一样受我国人民的重视。

研究儒家思想的人便会发觉，儒家的"与民同乐"、"民贵君轻"的思想也渗透在中国旅游文化之中。在《孟子．梁惠王》中有一段关于与民同乐的论述。孟子认为，贤者与民同乐，故能乐其乐。而不贤者虽有池沼等游乐对象，因其不能与民同乐，故快乐难以持久。他引用《诗经》中赞美文王的"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的有关句子；和《尚书》中所引夏朝民众仇恨商纣王独乐的民谚，从正反面举例说明"与民偕乐"和"独乐"的区别。以此来启发和讽刺梁惠王。

一部中国旅游文化史，始终贯串着这一重民传统。这种把发展旅游和实施仁政结合起来，通过旅游来体现仁政的观点，对中国古代旅游资源的开发、旅游文化的建设、旅游文化特色的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由于这种"与民同乐"思想的薰陶，产生了一大批将仁政实施与旅游开发结合进行的地方官，如柳宗元、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范仲淹等，他们把旅游看成政治的一部分，他们不肯脱离政治来谈旅游，在借旅游怡情的同时，又考察民情。重民传统也表现在历代帝王不敢肆意远游上，凡置国家大事和人民疾苦于不顾，而一味远游的君主，无一不受到民众的遗责。

珍惜自已民族的历史，爱护先辈留下的遗迹，在文明的世界里，这几乎是尽人皆知的常识。而这传统尤以中国为突出。在两千年前，儒家创始人孔子曾多次表白他崇拜古代文化：他认为周代的政治制度和学术文化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对尧舜统治时期也向往不已。他描述自已的立身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旅游文化就是在这种"信而好古"价值取向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在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者欣赏口味方面，这种特点体现得异常鲜明。就旅游点的建设来看，中国古人对于开辟自然风景游览点的兴趣，远不如建设有古迹的旅游点浓烈，他们对于保存古代旅游文化有着极为强烈的责任感。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能象中国这样富于历史责任感，这样重视旅游史料的保存，中国人世世代代都在严肃地记载着他们开发旅游资源的历史以及他们对山水美的认识，这都可以从历代留下来的各风景名胜的碑刻史料和有关山水名胜的各种山经地志中感受出来。

克已复礼、兴灭继绝、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可以说这四句话大致概括了孔子的文化观。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的讨论中，谁也不曾否认孔子在整理和传授古代文化、保存文化遗产方面的历史功绩。由于大一统的儒家思想自汉武独尊儒术以来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因此给中国古代旅游文化带来了很多独具的特点，如尚古重文、兴灭继绝的文化意识，就曾对我国的旅游文化带来良好的影响。鸟瞰中国的旅游文化史，重视修志，保存真实的史料，以供来者参考，实在是我国古老而又绵延不断的传统。在中国古代，几乎没有一处名山大川没有人为之撰写志书的，一些不出名的山水名胜也因有旅游者的游记而传世。

儒家思想的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旅游文化，孔子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开创了儒家人本主义的"比德说"旅游观。他将山水与不同思想修养、气质特点、个性品格紧密联系起来，使山水人格化、气质化；凡是人具有的美德，都可以赋予山水；而且人可以通过游览山水达到娱乐、长寿的目的。与孔子开创的注意道德价值的旅游观--"比德说"相左的，是老庄开创的注重个性情感的旅游观--"情感说"。与儒家同时代生衍，并深深影响着我们民族的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精神面貌的道家思想，以其"清静无为"的消极出世态度书写了另一种逍遥自在的去追求顺应自然、返朴归真的旅游审美文化。

二、老庄哲学与旅游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佛、道三教，儒重治世，佛重治心，道重治身，而"道"是老子和庄子建立的最高哲学概念。由于老子和庄子都推崇"道"，所以后人称之为道家，而真正将老子之道发展到顶峰的以形成道家正统地位的还是庄子。同时，庄子之道与旅游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庄子之"道"是旅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特殊形式，随中华文明而渊源流长，同时它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在中华历史长河中泛波，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许多领域有着血肉亲缘的关系，其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兼容并蓄，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各领域均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和保护作用。

庄子是我国先秦时代著名的旅游大家，他一生酷爱自然，相信"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继承和发展老子"道法自然"的观念时，庄子认为道即美，无为即美，无为即自然，自然是天地的本性，人对自然之道的认识，应采取直接体验的同步方式，即庄子所说的"乘物以游心"的直觉体验方式，也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天地自然与人契合的旅游。

"游"在《庄子》中频频出现。据统计，除人名如"子游"外***出现99次，它有四种含义：（1）游泳。如"善游者数能，忘水也"（《天远》）。（2）游戏。如"问谷奚事，现博塞以游"（《骈拇》）。其中"博塞"就是一种类似于掷骰子的游戏。（3）自如运用。如"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游刃必有余矣"（《养生主》）。（4）游历。如"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子贡南游于楚"（《天地》）等。其中，前三种意义的"游"在《庄子》中只了现了7次，而"游历"的"游"则有92次之多。可见庄子对旅游的钟爱。他抱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的人生态度，风尘仆仆于齐、楚、魏等国，行踪飘忽于山川林间，钓于濮水之滨，游于濠梁之上，与旅游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对旅游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体悟。《大宗师》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大作，观于天地之谓也。""观乎天地之谓"，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旅游。庄子认为，"观于天地"的旅游能使人生境界"天人合一"，优游自在，无挂无碍，并能领略"天地之美"的无限风光，也是庄子得"道"的重要途径和最佳选择。

庄子时代之所以重视游历活动，是由于当时文化思想交流的媒介极其贫乏，用以记录个人思想成果的文字大都刻写在竹简上，这就给思想交流带来了很大的因难。因此，除聚徒授学外，周游列国就成了诸子百家为传播自己的思想而想到的既方便又快捷的途径。《庄子》书中记载庄子所游之地就有楚、鲁、卫，匡等。总之，社会游历活动成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一种风习，这种风习在张扬主体思维成就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陶冶了主体的性情和人格。

在研究老庄哲学的过程中，我们总感觉出在道家学派中，老子是把"至美"和"至乐"作为"游"的最高志趣，庄子则更主张"乘物以游心"，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并称这种人与自然的统一为"天和"。他希望按人的自然本性生活，从仁义礼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以求得精神上的自由。在庄子整个光怪陆离的思想中，最能显现他个性至情的，是他"云气空蒙，往返纸上，顷刻间，顿成异观"的"逍遥游"思想。这与他看破红尘，想遁于世外，以求得自然之性的人生观相一致。"逍遥游"是庄子提出的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特殊范畴和特殊概念，它既是人类在不自由的社会条件下要求精神解放的抽象概括，又是庄子本人思想性格的抽象体现和庄子旅游的行为纲领。在本质上体现着旅游与哲学的高度统一。它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的旅游山水美学，已经从具体的审美经验，开始上升为抽象的科学理论。

"逍遥游"是庄子对"游"和"旅游"现象的高度哲学抽象和理论概括。而这种"逍遥游"是指精神与行为的自由，是摆脱当时社会现实所加给人们的各种枷锁的绝对自由，是在幻想中所追求的自由，也是一种无意志、非理智、超功利的，游于玄境的心灵自由活动和精神邀游。是一种顺应自然的思维方式之"游"，其哲学的现实土壤便是旅游。这种精神遨游是由具体的旅游活动发展概括，飞跃和升华而来。而庄子"小知不及大知"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依赖的主要是旅游获得的宇宙天地无限的信息和至高无上的感受，旅游是庄子得"道"的主要途径。

古代哲人和文艺家多强调"以我之自然合物之自然"，这是达至精神绝对自由和解放的必要条件，是走向精神漫游的第一步。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庄子之"道"与庄子之"游"是相融的，庄子之"道"即庄子之"游"，庄子之"游"即庄子之"道"。他用来论道的游，经历了一个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是一种抽象的旅游思想和旅游理论之游--即顺物自然的思维方式之"游"。在抽象的"游"论"道"中，旅游的自然天放和畅神自娱的特征被作为"道"的原则贯穿于庄子"道"论的整个观念体系中，旅游在庄子"道"论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可以概括为：（一）旅游把天地万物作为观察和研究的对象，客观上启迪庄子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去探究万物的本源，本性和宇宙的根本等哲学问题，从而论证道的本原性；（二）旅游"自然天放"的特征为庄子"道"论的自然本性提供思维原型。可以说，"道"的创生得之于旅游的启示，"道"也就必然保存着旅游的特征和痕迹。它是庄子旅游的物质载体，旅游在一定程度上受"道"的支配。

虚静是庄子之道的特性，是"天地之本"，"万物之本"，那么，受庄子之道的熏陶和影响的庄子旅游自然也以虚静为纲，用庄子的话来说，叫做"退居而闲游，则江海山林之士服。"庄子以寄意自然达到人与自然的沟通为旅游最高境界，以产生虚静的心境和超脱物外的解脱之感为旅游最终目标，以能聆听风壑万籁之声，体验四时变化之景，洞穴探幽等为最佳旅游环境，时时处处都体现了庄子崇尚虚静的旅游方式和旅游思想。

庄子是中国旅游的积极倡导者和身体力行者。他玄远淡泊的逍遥旅游思想，给予后代啸傲风月，翘首天外的隐士游客和失意宦场，徜徉山水的士大夫们的极大的心灵慰藉和旅游模式示范。"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悠然自在的隐居生活，正是陶渊明返朴归真情趣的抒发；"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度鸣禽"的病愈见生机的描绘，正是谢康乐郁郁不得志情绪的沉吟。忙于世俗的人如果能象庄子那样，外观于物，内省于心，就能跳出尘俗，顺应自然，返朴归真，进入逍遥游的境界。

作为中国古代道家旅游理论的创始人，庄子的旅游贡献不仅在于他身体力行地倡导旅游，提出一系列的旅游主张，而且还在于他难能可贵地对旅游现象本身进行思考，从而建立起了自己的独特的旅游理论体系。如果说中国旅游文化传统是流，那么，凝聚于《庄子》中的旅游思存和旅游理论就是源。庄子实是开启了中国旅游文化传统中的道家一维，这在中国旅游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奠意义。

三、佛教与旅游文化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具有明显的东方色彩。佛教文化对我国有深刻的影响，中国的佛教旅游资源历史之久，数量之多，艺术之精是中外驰名的。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人们通常只看到较低层次的佛教表面现象的某些侧面，所以一讲佛教，有的人认为就是烧香求神，磕头拜佛。其实，佛学的严密性及其教规教仪的规范化使佛教在思想、文化和政治等各个方面都具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一次佛教之旅，应多上些人生的净化，多一些思辨的认识，而不仅仅是求签算命，东张西望或前呼后拥。

佛教自西汉传入我国。魏晋南北朝时社会动乱，兵荒马乱，苦海无边。佛教以其大慈大悲、普济众生、因果报应、彰善惩恶的教义赢得了各层次人群的信仰。加之上层社会人士出于"家弃章句，人重异术"的文化心态，所以也乐于交游佛教徒。玄学与佛学***向交融，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既深且广的影响，对中国旅游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佛教哲学与道教哲学一样，都是宣扬出世的哲学，其基本精神是老庄倡导的顺应自然，返朴归真。所以游方问道在佛教界有着悠久的传统。佛教有一部流传极广的大乘经典《华严经》，该经的《入法界品》介绍了广善财童子从文殊菩萨处发心问道，继而百城烟火，前后参访请教了五十三位大善知识，终于证明"华严法界"的生动事迹。千百年来，中国佛教徒以善财童子为榜样，通过"西行求法"游方问道、朝礼山胜迹的活动，促进民间旅游活动的成长和发展。

中国僧侣的游方是受佛陀"游行教化"传教方式的启发而形成的。佛教认为：人生是"无常"的，充满了痛苦，只有信奉佛教，努力修行，才能彻底摆脱生死痛苦，进入超脱生死的境界。为了脱离苦海，不少佛教徒不远千里，到异国他乡寻找真经。早在东汉中叶，中印佛教徒就开始交往。汉明帝时期"白马驮经"佛教东来佛经的历史记载，生动地反映了伴随着佛教传播而兴起的旅游活动。自那以后，不断有古印度和西域的高僧大德来我国译经传教。如安世高、安玄、竺佛朔等等。他们博学多识，孤身远游，在传播佛法的同时，还带来了异国他邦丰富多采的文化艺术。他们虔诚的宗教信仰和崇高的献身精神，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僧人寻求佛法，朝礼圣迹的热情，形成了持续千年的"西行求法"运动。他们怀着一颗虔诚的心，或走陆路，或行水道，"轻万死以涉葱河（今新疆一带），重一言而之萘苑（泛指印度）"。其人数之多，路程之远，行旅之艰，历时之久在古代旅游史上都是罕见的。在成百上千的求法高僧中，以法显、玄奘、义净等最为著名。他们每到一地，即寻访名师，学习佛法，并了解当地的山川形势，风俗民情，学成归国时带回大量的经籍图像，并积极从事翻译工作。他们撰写的游记性专著《佛国记》，《大唐西域记》和《南海寄归内法传》等，是今日研究古代印度和南亚地区的历史、地理、文化和宗教的重要资料，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重要财富。有四个字，叫"千载一时"就是说历史虽已过去，但"已作不失"，众业所造积淀不来，成就了我们的今日。佛教自印度传入我国以后，就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壤上，经过"嫁接"，生根、成长、产生了有独特结构和气象的中国佛教。

在自然山水中居静修行，清淡佛理的旅游一向在僧侣中十分风行。"一钵千家饭，孤僧万里游。"出家人云水一身，无牵无挂，以参访善知识，弘扬佛法，化导众生为务。他们崇尚自然，素用山水点缀神形，并将优游山水，品味山水和在山水中切磋玄理，发挥禅理，发展为名僧的一种风度。他们又为深山幽谷，万仞高崖，大漠石窟，江心孤屿僻静海滨，幽深郊野是佛游的理想之处，佛教徒的参方活动虽有其特定的意义，不能与旅游活动划等号，但是，如果对参与活动进行客观评价，却又不难看出它与旅游活动的密切联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佛教徒的旅游的确是旅游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不仅如此，他们同时还是佛教旅游胜地的建设者。环顾我国各地，凡有佛教寺塔之地，无不翠枝如黛，碧草如茵，环境清幽，景色宜人。古联有云："世间好语佛说尽，天下名山僧占多"。高僧大德所作的贡献及其艰苦的创业精神令人钦佩！

佛教徒通过交游，佛学与玄学，儒学相互交融，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佛教旅游文化--禅宗。它随缘而安，与世无争的思想与儒家乐天知命，安贫乐道，顺应时势的思想相联，又与道家无为不争，安时处顺的态度相通，特别与庄子避世、游世的思想相一致。三种思想的相容相摄，对我国旅游文化的发展和旅游活动的开展都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它们都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神秘、异已变成为理解、亲和，都表明人的山水意识已从神的羁缚中解放出来，都将人性美（或道德，或情感、）和山水美有机地结合起来，而充分肯定了人的道德价值和情感价值。历代大量旅游文化作品表明，儒、佛、道这三种旅游观念事实上都在影响和促进我国旅游文化的发展。

中华民族自古便是一个向往自然，喜好自由，乐于游历的民族，从上古时代的圣人舜以其巡游的方式揭开这一行程的帷幕以来的数千年间，在山川霞丽，风物壮观的中华在地上，不知多少华夏英杰，以其艰苦卓绝的旅游生活向世界展示过他们奋进勃发的英姿，也不知有多少炎黄子孙以他们无数的旅游活动为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增添了瑰丽的一笔。是他们，孔子，老子，庄子，法显及许多旅游家，谱写出中国旅游文化史上绚丽灿烂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