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当地旅游团
这是我们讲述的第248位真人的故事
我叫何波@何波，祖籍江苏，1972年出生于上海。
90年代，父母作为访问学者带我来到芬兰，为了面子我选择留在国外生活。刚开始，异国的生活并不顺遂，整个国内不足1000华人，工作很难开展。 摸爬滚打11年后，我的生活逐步进入正轨，还娶了德国留学生。直到孩子出生，我突然心生恐惧，不得不告别生活27年的芬兰。
1972年，我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中，父母都是北京高校的教师，后来响应下乡政策，来到安徽工作。从记事起，我们一家就生活在一个大院子里，这里安静祥和，还有很多小伙伴。
那时候，物质匮乏，买东西不但用钱还得凭票。 父母是北京户籍，这些粮油关系的票据都是从北京获取的，为了能将它们派上用场，不得不把票据转成全国的，最后再换成安徽的。 这是我童年生活中，感觉最为麻烦的事情。
好在凡事都有两面性，由于父母北京下迁的光环，我们所住的大院，几乎很少停电停水，这在那个年代非常难得。童年的生活，无忧无虑，家里虽算不上富裕，但父母给了我和妹妹，在他们能力范围内最好的生活。
时代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机遇，也让我们一家的生活轨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后，父母幸运地获得了作为第一批留学生，去英国留学的机会。 经历了两年的留学生活，父母为了增长学识，90年初又申请了作为交换访问学者，到芬兰学习的机会。1995年，父亲为了能让我和妹妹学习深造，开拓眼界，便带我们到这里读书。
那时候，出国热盛行，很多人砸锅卖铁借钱出国，夫妻一方和孩子留在国内是常有的现象。 而且，在当时人们的认知中，能留在国外的都是有本事的人，没本事的才会混不下去回国来。以至于，父母留学回国后，我和妹妹仍选择继续留在芬兰发展。
然而，在异国生活和打拼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初到芬兰时，我仿佛陷入了一个“文化荒漠”，语言、文化、生活上的差异，给我带来诸多不适，再加上对国内、家乡的思念，让我痛苦不堪。那个时候听不到乡音，吃不到中国菜，也交不到朋友，感觉自己的圈子一下子缩得很小。
当时大使馆每隔一段时间会把人民日报的海外版发给我们， 由于没有什么国内的东西可以看，我就把海外版报纸读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把它翻烂，心里能默背下来。 还感慨这里，为什么不像伦敦、巴黎，华人众多，有中文的圈子，可以用中文交流。
那个年代，想在芬兰买中国的调味品，比如辣椒酱、榨菜、酱油，简直太难了，除非坐船去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的亚洲超市。
对于像我这样的穷学生来说，想做中国菜比登天还难。 而且芬兰这边人吃东西很简单，就是烤一烤或者微波炉热一下，吃得原汁原味，完全没有炒菜这种概念。学校里虽然给配了炉子，但它功率不大，除了能煮点东西之外，别无它用。
父母虽是高校老师，但他们微薄的工资，并不足以供我和妹妹在国外生活。而且，我们也希望能减轻家里的负担，留学期间一直想方设法勤工俭学。
可是，异国的生活，就像在空中行走，脚下没有任何保护，每一步都格外艰难。 在还没有融入当下环境的情况下，我找不到什么上得了台面的工作，只能干些粗重的体力活。
当时在芬兰的华人很少，大约只有1000人左右。 可想而知，作为一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亚洲人有多惹眼，比如当初我去做一份清洁工的工作，旁人投过来的眼神。 虽然不是歧视你，但那些好奇的眼神就可以杀死你。 那种当初在国内作为大学生“天之骄子”的自豪感，顷刻间被击得粉碎。
勤工俭学的日子很辛苦，但身体上的苦只是一小部分，咬咬牙就可以挺过去。精神上的孤单寂寞才是最苦、最难熬的。 而且，那阵儿也没有互联网，打电话又贵，以至于我郁闷状态持续了好几年。
当时只能通过公用电话亭，打电话和国内联系。那会儿还没有欧元，芬兰人用的货币，叫芬兰马克。电话亭的两个硬币孔，分别能塞进一马克和五马克的币值。我们打多了便发现，连续塞5个一马克的，要比塞1个五马克的，能多打30多秒。
为了能花最少的钱，打最多的电话。我们常常换一兜子一马克的硬币，拿个塑料袋装着不停地往里塞。
尽管打电话，能稍稍疗愈我，但它只能暂时缓解我在异国的孤独冷清。想要在这里生活，还需要融入当地的文化，最基本的就是要攻克语言这一关。
芬兰是一个双语制的国家，语种分别是芬兰语和瑞典语，但是整个 社会 层面，百分之九十都是讲的芬兰语，讲瑞典语的很少。在 社会 层面上，当地人会先用芬兰语或者英语与外国人交流。
然而不凑巧的是，我当时读的是瑞典语的大学。 在学校学习时，虽然可以用英语和老师交流，但碍于自己的哑巴英语，还是遇到很大的问题。他们说什么，我听不懂，自己想说什么，也要提前考虑各种语法结构，等到知道该如何表达了，那个场合已经过去了。
那时，没有免费的资料去学习，我也花不起钱，为了提高英语水平，我去看了大量的美剧。 由于电视没有录像功能，我就把它当成上课一样，聚精会神地看每一集。
幸好大多数美剧都比较贴近生活，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我的英语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另外，通过在学校里有意识地学习，我的瑞典语也进步不少。
语言的进步，让我先前的沟通障碍得以缓和。渐渐地，我开始交到了朋友，还了解了不少当地的新鲜事。
记得有一次，我受朋友邀请到他家里做客。吃完饭后，朋友叫我去蒸桑拿。 在芬兰，蒸桑拿是传统的待客之道。 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在乡下，一家人会不分男女老少，赤诚相待在一间房里蒸桑拿。当时我真是尴尬极了，恨不得用脚趾，在地上抠出个洞钻进去。
桑拿是芬兰走向世界的一个文化特色，在乡下传统的桑拿，是建在湖边、海边或者河边。
芬兰人不喜欢酷热的天气，气温超过30 ，就觉得难以忍受，却钟爱“冰火两重天”的体验。 桑拿温度很高，一般80 100 ，芬兰人喜欢在桑拿屋待很久之后，跳到冰凉的湖里。甚至冬天，在湖面上凿个洞，从桑拿屋出来直接跳进去。
朋友说，他们从小就这样洗桑拿，一周洗两三次，桑拿渗透在当地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后来我还了解到，除了办公室、船上有桑拿屋，就连矿井里，深入到下面200多米的地方也会有矿工们洗桑拿。
最令人惊奇的是， 在赫尔辛基有一个桑拿屋是建立在摩天轮上，可以一边洗，一边看风景。 还有滑雪缆车的吊舱里，也有桑拿屋。据说芬兰人在打仗时，挖战壕以前，也要先建了桑拿屋，没有桑拿都不愿意干别的。
留学这几年，我了解了不少当地的风土人情、文化特色。芬兰人大多比较友好，虽然我没碰到过歧视，但是在找工作上还是远不如当地人有优势。
幸运的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我的生活也有了起色。 通过它，我可以更方便地了解国内情况。记得当时，我在网络收音机搜到的第一个在线的中文频道叫西湖之声，那阵儿我几乎每天都会在网上收听，这个习惯持续了好几年。
2001年，我获得第一份比较正式的工作，是给酒店做数据相关维护。 期间由于有经济焦虑症，我还会利用其余时间打几份工。那时候常常是早上五点起床干活，一直干到晚上11点。
为了准时上班，我买了张CD，通过每天定时播放歌曲，叫自己起床。由于CD机没有续放功能，每天都只能从头放。 搞得我那会儿听到这张CD的开头，就会很烦躁，因为又要起床了。
彼时的生活，让我疲惫不堪渴望休整。 于是，在2004年夏天，我将所有工作都辞了，和朋友一起租了辆车，去北欧玩转了一圈。 出乎意料的是，这次旅行不仅让我的心身得到放松，还给我带来了新的工作机遇。
正是这次 旅游 经历，让我发觉当导游是份不错的工作，不仅能赚钱，和更多人交流，还能到处玩。回来后，我在网上看了大量的相关招聘信息。
机缘巧合，我遇到了领我进 旅游 行业的师父。那个年代，来北欧的，除了一些公务团或者商务考察团，私人旅行团鲜少。师父当时接了很多，商务团队来北欧考察的单子，急需用人。我就递了简历， 他看我有大学背景，又去过美国，会讲中文，有驾照，还转过北欧，觉得我比较有经验，便录用了我。
没承想，当一名合格的导游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刚开始带团时，就状况百出。后来为了提高自己的沟通能力和业务水平，我去参加了一个学习班， 考取了职业导游证，算是芬兰第一批正式的挂牌华人导游。
期间，我带了不少旅行团队。最让我开心的是，有机会碰上国内同胞来这旅行，熟悉的语言，一样的皮肤颜色，让我倍感亲切。
那时，有不少国内的旅行团来到芬兰。由于他们大部分没有来过欧洲，只是凭借地图和网上的资料安排游客，在旅行中遇到了不少麻烦。
于是，他们找我来帮忙，这份来自国人的信任，让我倍感荣幸。没想到的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我因此积累了不少人脉和资源。
然而好景不长， 2006年师父的公司转型，没有了带旅行团的业务，我沦为失业人员。 原本充实的生活，瞬间变得空虚、焦虑和不安。
失业的压力，让我萌生了创业的打算。但自己开公司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学习相关法律；筹集资金，租经营场地，置办设备仪器，跑各种资质……忙得焦头烂额。 幸好，功夫不负有心人，公司顺利营业。
有趣的是，生活中总会有些猝不及防的惊喜。我在公司带团期间，碰巧认识了今后和我携手相伴的恋人。
她是湖南人，当时在德国留学，正好在假期陪母亲游玩时，参加了由我带领的北欧旅行团队。相仿的年纪和相似的留学背景，拉进了我们的关系。 说不完的***同的话题，让我们互生好感，渐渐地走到了一起。
恋爱期间，我每隔一两个月就会飞去看她。芬兰和德国相距不远，当时欧洲有很多廉价航空。 最便宜的一次，我仅花了5欧元，便买了一张飞3个小时的机票，她在寒暑假时也会过来看我。 但异地恋注定不容易，中间的小摩擦也是家常便饭。
有一次，闹矛盾后为了哄她开心，我决定开车去见她。 芬兰到德国有个24小时的轮船，我特意早上六点钟出发，坐了一夜的船。第二天快八点才到德国南部，下船后又开了6个小时的车，才到她所在的城市。 到那时已经是深夜，于是我在车底装了很多底灯，然后打电话叫她下来，她看到后既震惊又欣喜。
我是一个不擅长言辞的人，这已是我想到最浪漫的表达方式。后来，女友毕业，打算来我身边。当时为了给她办芬兰的居住证，颇费了一番周折，还因此闹出一场乌龙。
那时只能以公司的名义，给她办工作性质的居住证，但芬兰这边招聘是公开的，必须要在劳务部门发一个招聘广告。结果发完之后，劳务部门三番五次地跟我说，这里有很多失业人员，受过职业训练，工作能力强，你为什么不招？搞得我头大。
逼不得已，我就把招聘条件的范围越缩越小，条件越来越单一，就差直接跟劳务部门说，我想招的人是我的女友。
女友过来以后，在事业上帮了我不少。期间我们结了婚，公司发展也越来越好。但随着欧盟东扩，我们的旅行团遭遇了不少麻烦事。
很多东欧人过来，偷游客的东西。 游客丢钱包还是小事，最头疼的是丢护照，要先去警察局开证明，到大使馆补办临时通行证，还要拍照等等。所幸，在一番折腾后，这些麻烦事最后都能一一解决。
旅游 带团这些年，我也算侧面见证了，祖国变得富足强大的过程。 国内的 旅游 团由之前的公务团、商务团，到现在随着圣诞老人村、北极光、冰雪等项目在国内的逐渐火热，更多老百姓开始慢慢地愿意到北欧来玩，这些无一不折射出中国发展的日新月异。
还记得，1998年的回国经历，当时国内很多人还不知道芬兰的存在 。一次聚会上，朋友都很好奇我留学的地方。有朋友就问，你去的国家是有风车吗？我说那是荷兰，还有朋友问，那个地方是不是有集中营？我说那是波兰。
其实，刚来芬兰时，很多当地人对中国、对亚洲也没什么概念。我跟朋友去酒吧玩，他们问我是从哪来，我让他们猜猜，他们有的说朝鲜，有的说日本，还有的说韩国，围着中国一圈下来，就是不说中国。
而且整个 社会 上，基本看不到与中国有关的东西。 90年代，芬兰这边只是有些低档的服装是中国产的，后来发展到满大街都可以刷银联、网上付款，都是针对中国游客。
很多小商小贩跟你打招呼的第一句话，由こんにちは（空尼奇瓦）变成你好，也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街上会出现中国风的东西，偶尔会碰上很擅长讲中文的老外。从中可以感觉到，这样一个偏远的欧洲小国，对中国也开始慢慢重视起来。
另外，芬兰航空是最早和中国建立直航的西欧航空公司，1988年就有从芬兰赫尔辛基到北京的支行，一度成为北欧和中国联系最重要的。之后，随着国内市场的打开，又增加了到香港、上海、成都等地的支行。
在异国见证祖国的发展壮大，让我欣喜不已、骄傲难抑，但彼时的我怎么也没想到，会因一个听闻，对未来心生恐慌。
我在芬兰生活多年，看到了太多华人子女，由于从小缺乏国内文化的教育，各方面都以西方文化为主，甚至不愿意吃中餐。 这让我心生焦虑，唯恐我的下一代忘记自己的根脉。
之前听说过朋友女儿的一个故事，让我久久不能释怀。 朋友夫妻俩也是在芬兰打拼生活，他们的女儿在芬兰出生、上学。起初，夫妻俩想让孩子学好中文。于是，在女儿放学后，给她安排了中文课程，但孩子天性爱玩，她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学校老师。
结果，老师就指责夫妻俩，违反了芬兰的教育大纲，影响了孩子快乐的童年。
这个女孩就在老师的“庇护”下，拥有了不学习中文的权利。 女孩上学时成绩一直都很好，后来考上了芬兰最好的商学院。 但之后，发生的一件事让她追悔莫及。
她在商学院时，帮助课题组教授写文章， 教授看她是中国人，说：“你是中国人，正好我们要研究中国市场，这里还有很多中文资料，你帮我去研究一下。”闻言，女孩呆愣在原地。
原来女孩除了能听、能说中文，她看不了也写不了中文。这时候，她再想埋怨父母当初为什么不逼自己一把，以于事无补。
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我觉得孩子学什么语言都可以，这并不是非常难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把一门14亿人说的语言给放弃掉了，去学一门全世界只有600万人说的芬兰语。 即使学得再精通， 也只能和600万人交流，这无异于丢了西瓜捡了芝麻。
此事后，我开始考虑将芬兰的业务重心，移向国内。我希望自己的孩子以中国文化为主，不要忘记中国的文化传承。即便以后他可能到西方留学或者深造，但我仍然不希望我们之间会有文化隔阂。
另外，中国人都是以孝为先。父母年纪越来越大，也需要我们的照顾，再加上国内发展的越来越好，这些更坚定了我带妻儿回国发展的决心。
2013年，妻子怀孕，我将她送回国内老家后，开始了往返与国内和芬兰的两地生活。 期间，大部分时间我留在国内陪她，空余几个月飞往芬兰处理公司业务。
2014年，我们迎来了孩子的降生。为了日后在国内的生活，我开始有意识地了解相关的国内市场和经营模式，参加朋友聚会，也会去学习些酒桌文化，并和一家法国公司合作，在上海开了办事处。
没想到，一场疫情来袭，将我滞留在了芬兰。 如今，我和妻儿父母虽暂时不能团聚，但看到孩子们在国内的茁壮成长，心里的踏实感难以言说。
李嘉诚曾说：“ 任何事业的成功，都弥补不了教育子女的失败。” 我深以为然。教育子女是个道阻且长的过程，需要家长去做好模范，并与孩子建立联结，而祖国文化教育更是不可或缺。
口述：何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