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克列孟梭的人物生平

1841年9月，克列孟梭出生于法国旺代省一个偏僻乡村 ，兄妹六人，12岁进入南特公立中等学校，家有祖传庄园，青年时期是在农民中间度过的。其父邦雅曼为当地医生。旺代省是法国各省中传统影响和宗教影响较深的省份之一，但邦雅曼由于接触先进的科学技术，思想比较开明，拥护***和，不信宗教。1852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称帝，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帝国，邦雅曼因反对复辟帝制而被捕，被发配到土伦监狱服刑。

克列孟梭继承父业，于19岁时开始学医。他兴趣广泛，对哲学、文学、政治、艺术等都有强烈爱好。政治上自幼受父亲影响，富有正义感，主张***和、民主与新闻自由。从学生时代起便在报上撰写政治评论和文艺评论，并积极参加反对第二帝国的活动，1862年为此锒铛入狱73天。1865年底，他以《时报》通讯记者身份赴美国实地考察***和制，对美国***和制深为赞赏，主张在法国实行“不存在劳工问题”的美国式***和制。他在美国一住四年，在那里他和他的学生玛丽·蒲拉莫结了婚。1869年于婚后第五天回国，在巴黎无产阶级住区之一——巴黎第18区蒙马特尔开业行医，不久成名。1870年9月，法军在色当战役中惨败，拿破仑三世投降。9月4日巴黎爆发革命，宣布恢复***和，随即成立了临时政府，声明继续对普作战。克列孟梭被任命为蒙马特尔区区长。1871年2月，当选为激进派议员。当时普法战争性质已经转化为法国自卫的反侵略正义战争，而临时政府则一心想卖国投降，割地求和。在国民议会讨论同德国缔结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东部并赔款50亿法郎的法德初步和约时，克列孟梭投了反对票，辞去议员职务，以示抗议。

1871年3月18日，伟大的巴黎无产阶级革命在蒙马特尔爆发。当反动政府派来的士兵拒绝向手无寸铁的捍卫大炮的群众开枪，并掉转枪口击毙反动军官时，他反对群众使用暴力，曾上前拦阻。但他对巴黎公社起义抱有同情，与其他人一起奔走于公社与凡尔赛之间，幻想进行调停，以避免“内战”。他作为起义发动地区的区长，不参与反革命镇压而采取“中立”立场。巴黎公社被镇压后，他辞去了区长职务，在蒙马特尔重新开业行医。

1871年他被选入巴黎市议会。1875年起担任市议会议长。1876年当选为众议员，不久便成为激进派领袖。他一贯拥护***和，反对复辟帝制。1877年带头反对麦克-马洪总统企图加强个人权力的做法；他虽然不赞成社会主义，但同社会主义者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在某些问题上，他受了社会主义者一定的影响。他于1880年创办《正义报》，马克思的女婿龙格是该报最有影响的编辑之一。在龙格影响下，克列孟梭采纳了1879年刚成立的法国工人党纲领所提出的最重要的民主和社会改革要求。他于1880年10月在马赛发表了马克思称之为“半社会主义”的演说，提出对资本征收累进税，取消常备军、缩短工作日、工会活动合法化等主张。 在龙格的影响下，克列孟梭反对茹费里政府1881年对突尼斯进行殖民军事远征，以及随后对非洲、印度支那等地的殖民扩张政策。他认为，用暴力征服“不开化”民族，只会降低法兰西民族的道德威望。政府不应把法国大量人力物力用于殖民远征而应用于国内急需的各项改革。在他看来，殖民事业只有利于少数人发财致富，而不符合法国的利益。

因为未能在参议院掌握多数，多次拒绝组阁。巨大的政治力量和尖锐的批判能力使他树敌太多，以致1892年发生巴拿马丑闻时，由于巴拿马运河公司舞弊案当事人之一埃尔茨是克列孟梭的私人朋友，又是他报社的股东，所以克列孟梭也受到牵连。他的政敌对他群起而攻，恣意报复，后来有人指责他接受英国外交部的津贴。他愤懑之下曾与仇人决斗，互未受伤；虽然他在法院里打胜官司，但1893年选举，由于受到四面八方的攻击终于落选。

从1893到1902年的9年间，克列孟梭在政治上很不得意，主要从事报界活动。1897年开始为《震旦报》撰写社论。1900至1902年创办《集团》周刊。1903年6月主持《震旦报》报社工作。报纸成为他从事政治活动的重要基地和有力武器。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于德雷福斯事件过程中。

1894年法国犹太军官德雷福斯蒙冤，以叛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来虽然发现了真正的罪犯，但由于政府和军队当局竭力掩盖真相，引起了群众的公愤，以至发生了一场要求重审此案的、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克列孟梭最初支持对德雷福斯判刑，一旦了解真相便大力为之奔走呼吁，先后在《震旦报》等报纸撰文800多篇，有力地揭露军国主义和教权主义反动势力，为德雷福斯伸张正义。《震旦报》还以头版整个篇幅发表了法国著名作家左拉致总统的公开信。醒目的通栏标题《我控诉!》是克列孟梭所加。重审运动使克列孟梭的威望大大提高，成为他东山再起的开端。1902年，克列孟梭再度当选为参议员，成为参议院中左翼联盟的领袖。

1906年3月，他在萨里昂内阁中任内政部长，同年10月萨里昂内阁垮台后，出任总理兼内政部长。他主持的这届内阁延续达33个月之久，是第三***和国时期寿命最长的几届内阁之一。

1909年受到有势力的代尔卡塞攻击而辞职，随游历海外，1911年，再度当选为参议员。担任外交和陆军委员会委员，他确信德国人要发动战争，重视国防军需。1913年创办新的日报《自由人报》，自任主编。翌年9月，《自由人报》被取缔，两天后又改名《囹圄人》重新印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大力进行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宣传，鼓吹扩大军火生产和征集更多人力，向国内绥靖妥协思想作斗争。主张对德国进行复仇战争以保卫法国安全。

1917年的时候。当时法国前线失利，伤亡很重，士气低落。俄国退出了战争。法国政府内部以前总理卡约为代表的一派，主张立即议和，实现“没有胜利者的和平”。在这紧急情况下，主战的雷蒙·普恩加莱总统决定请克列孟梭组阁。其时克列孟梭已76岁高龄，身兼总理与陆军部长重任。1918年3月8日，他在众议院的政策演说中说：“我的对内政策是：我要作战。我的对外政策是：我要作战。……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都要作战……而且我将不断作战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历来独断专行，再度执政后更加突出，实际上是在保留议会的情况下实行了个人独裁。他杀伐果断，威重令行。他多次亲赴前线，重振士气，在国内强力镇压反战力量，并对他们一概斥之为“失败主义分子”。他还以此为借口，大肆镇压工人运动。前内政部长马尔维和前总理卡约等亦以企图秘密议和罪名遭到逮捕。

1917年底，威尔逊总统领导的美国派兵在法国登陆，支援精疲力尽的英法军队对德作战， 战局出现了有利于协约国的转变。然而，“ 一山容不下二虎”，克利孟梭与陆军司令亨利·菲利浦·贝当的矛盾又暴露出来。近乎狂热克利孟梭与沉静的贝当性格矛盾越来越突出，克利孟梭常常火冒三丈地指责他的陆军总司令不向他详细及时地汇报战况，而越是在这种场合，贝当越是一言不发，这令他几乎无法掌握战局。他在战争紧要关头提出联合军事司令部的建议，取得协约各国政府的同意，建立以福煦为首的统一司令部。1918年11月德国投降的消息传来，77岁的克列孟梭老泪纵横地高喊:“我总算等到了这个复仇的日子！”。法国参议院一致通过法令，确认了他的功绩，指出:“乔治·克列孟梭作为公民、总理兼陆军部长，为祖国立下了伟大的功勋”。克列孟梭从此被人称为“胜利之父”。的确，克利孟梭主阁后很快使法兰西重振了民族活力，扭转了战局，保证了战争的最后胜利。不仅如此，他还在经历战争之后保留了军人应当受文官领导的***和传统， 不让赢得胜利的元帅和将军们任意行动。

他积极参与策划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同英国签订了反苏和划分“势力范围”的协定，积极支持苏俄内部邓尼金、高尔察克等反革命叛乱。他还提出了臭名昭著的“防疫地带”计划，以防止俄国革命影响的扩展。 克列孟梭说：“目前布尔什维克的危险性是很大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在扩展。如果布尔什维克在德国传播，经过奥地利、匈牙利而抵达意大利，那么欧洲将面临巨大的危险”。

1919年克列孟梭代表法国出席了巴黎和会。“三人会议” 上，劳合·乔治最关心的是殖民地问题， 伍德罗·威尔逊则言必称应当以“ 和平公正原则” 解决一切事务， 要首先讨论国际联盟的盟约问题。而对于克利孟梭来说，他力主肢解德国，最大限度地削弱德国，以便法国称霸欧洲大陆。他提出的和约方案，除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外，要求占有萨尔区，并使莱茵河左岸脱离德国而成为在法国控制下的缓冲国；德国东部的一部分领土分给波兰、捷克等；由德国赔偿全部战争损失；根据战时密约，瓜分德国殖民地。由于英、美的反对，他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但最后签订的对德和约仍然部分地满足了法国的要求。

1919年6月28日签订的《凡尔赛条约》无疑是克利孟梭的杰作。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法国人的普遍赞赏。右派报纸攻击他只会跟着威尔逊屁股后面转；福煦称他的妥协是背叛、是投降；雷蒙·普恩加莱骂他是“被国家敬之为神的疯子”和约签字的一个多月前， 克利孟梭再一次下令向5月1日的游行队伍开枪， 这使他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坚强刚毅性格完全为粗暴残忍的独裁者形象所代替。

1919年底，他抱着必胜的信心参加总统竞选， 想一举打败雷蒙·普恩加莱并取而代之，没想到遭到惨败。于是，他从1920年起退出政坛，离开了巴黎，返回了他离别了数十年的旺代省。从1920至1929年，这段时间内， 克利孟梭几乎被人遗忘了。他除了每日整理花园、看报、写回忆录之外， 偶尔也外出旅游、打猎， 并在回来后写些散记。他访问印度，1922年又前往美国，受到总统与人民热烈欢迎。最后定居故乡，写了《德摩斯梯尼》（1927年）和《我的思想的黄昏》（1929年）以及一本未完成的《胜利的光辉和痛苦》（1930年）。1929年3月28日写下了遗嘱。他生平著作很多。主要有：《社会的混乱》（1895）、《美国的重建》（1928）等。1918年克列孟梭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1929年11月24日， 克利孟梭在孤独中死于旺代省故居，终年88岁。他的遗嘱是这样写的：“我死后， 请将我的遗体葬在我父亲贝雅曼·克利孟梭的墓地旁边。我的遗体应当直接从太平间送到墓地，不进任何教堂，不搞任何有仪式的葬礼。我的坟墓应与我父亲的一样，不立墓碑，只安一圈铁栅栏即可。”克利孟梭被人遗忘了，在他死后的十年间， 没有一个法国政治家曾在公众场合提起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