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文人墨客是如何旅游的

唐代士人想要轻松愉快地长途旅行，最好的机会还是参加科举考试之前。唐代户籍管理严格，长期离开户口所在地称为“逃亡”、“浮浪”，是违法行为，但是出门求学、求官却是例外。以求学、求官为名，进行一场长途旅行，不但可以结识沿途的名流，提高自己的声誉；还可以在山水中获得创作灵感，培养自己的文学能力，是一举两得的美事。士子的家族为了能够培养一位官员，也会竭尽财力支持这种旅行，因此这时的旅游通常是比较愉快的。

唐代科举制度规定，除了国子学的学生，一般士子参加进士、明经等科目的考试之前，必须通过所在州县的考试，由当地政府推举，称为“乡贡”。到唐代中期之后，乡贡资格的取得不再局限于士子户籍所在地，在别的乡里得到推荐也可以到长安参加考试。这样一来，在本乡得不到重视的士子往往会去别的地方试一试运气，此时便可顺利成章地去外地旅游。另外，唐朝的官员选拔，除了进士、明经等常规科目之外，还有皇帝不时举办的“制举”。“制举”所招募的往往是皇帝在某个时期急需的特殊人才，因此进入官员序列比较快，有不少文人为了早点做官，在参加了明经、进士考试后便又去考“制举”的考试。要参加“制举”，必须得到朝廷官员的推荐，这样一来，就需要士子四处交游，不断发表作品，提高自己的声望。

但是未出仕的举人毕竟没有收入，旅程中的巨额的花费很有可能令他们陷入困顿。李白年轻时曾由四川出发，沿长江一路东行，直到浙东，按他自己的话说，“此行不为鲈鱼脍，自爱名山入剡中”，主要目的是为了旅游。李白性格豪爽，本就没有量入为出的习惯，特别是到了江浙一代，见识扬州、南京的繁华之后，更是日日饮酒狎妓，“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出手之阔绰，败家之迅疾，令人叹为观止。不久之后，李白就尝到了冲动消费的恶果，沦落到“归来无产业，生事如转蓬。一朝狐裘敝，百镒黄金空。弹剑徒激昂，出门悲路穷”，到处借钱的悲惨境地，为了生活，他最后只能去一位失势宰相家做了上门女婿。

唐代士人长途旅游的另一个好时机，是进入仕途之后等待做官的时期。唐代科举盛行之时，从各种渠道获得做官资格的人每年都有万人之多，但是九品以上的职位总***也只有两万不到，官多职少，到了玄宗朝，已经出现了“八、九人争官一员”的局面。因此，唐代中期以后铨选官员时，进士或明经及第以后要等候三年左右，才有官做，六品以下官员一任官做完以后也要等上三五年才有下一任官做，这叫做“守选”。士人在等官做的“守选”期间，也会选择长途旅游来结交朋友，消磨时间。

除守选之外，也有士人会主动辞官，寻求理想的仕进机会。在辞去旧官，等待新职务的时候，也是旅游的最佳时机。宝历二年（824）白居易辞去苏州刺史，返回洛阳等官做。在路上，他特意绕道游览江苏、安徽等地的名胜，与刘禹锡等友人一同在山水间流连忘返。到了最后，白居易自己也意识到这趟玩得太过放肆，写了一首《自问行何迟》自嘲说：“前月发京口，今辰次淮涯。二旬四百里，自问行何迟。还乡无他计，罢郡有余资。进不慕富贵，退未忧寒饥。以此易过日，腾腾何所为。逢山辄倚棹，遇寺多题诗。酒醒夜深后，睡足日高时。眼底一无事，心中百不知。想到京国日，懒放亦如斯。何必冒风水，促促赴程归。”由此可见，这些等官做的士人，手里有了一定积蓄，心中又暂时不用为工作和前途发愁，游玩起来最为尽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