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评话的历史渊源

杭州评话是浙江著名的汉族曲艺曲种之一，是一种用通俗语言评说历史的曲艺形式，形成、盛行于清代中叶。但就其渊源来说，可以追溯到南宋年间。南宋钱塘人吴自牧撰的《梦粱录》中记载：“计史书者，谓讲说《通鉴》和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有戴书生、周进士、张小娘子、宋小娘子、邱机山、徐宣教等。又有王六大夫，原系御前供话，为幕士请给，讲诸史俱通。“据说王六大夫是首先向宋孝宗说岳飞故事的人，因此评话艺人公认他为《岳传》的最早作者。清朝中叶以后，杭州评话有很大发展，与“杭曲”、“杭州滩簧”、“杭州评词”合称“杭州四大曲种”。光绪年间，在杭艺人多达200余人。民国初年，有行会组织“评话社”，曾一度占领杭州主要书场、茶楼，影响颇大。

民初，著名杭州评话艺人苏瀛洲在“评话社”的基础上成立“评话温古社”，推选王椿镛为社长，社员达百余人。当时，号称杭州评话“三鼎甲”的陈鉴春、王椿镛、童子祥，及后来师承陈鉴春的陈俊芳和师承殷宝霖的李伟清等著名杭州评话演员，又发展了蔡永嘉的传统，形成了杭州评话以说、评、演为主的艺术特色。

清末的杭州评话艺人把说大书视为“木铎遗风”。据杭州评话著名演员李伟清回忆，1954年他曾几次见过一块纪念评话社的石碑，上书“木铎遗风”四个大字，下面署名为国学生王春乔。题写时间大约在清道光年间。“木铎”即木质的铃，用以比喻宣扬教化的人。杭州评话艺人把说书看做是木铎遗风，是宣扬教化人的崇高职业。不然，像王春乔等这样的文化人，是不会参加说书这一行业的。说书的艺人，由于平时严格要求自己为人师表，因此深得人们的广泛尊重。据老艺人回忆，群众往往以说书人的所说来评论人间是非，或“请木铎老人出来评评道理”。当时的说书人到处受群众的欢迎，“千里不带柴和米，点灯不带灯和油”，“出布告，还不如大书先生的一句话”。另外，清代的杭州府台，把说书人看成是宣扬教化的人而给予爱护。据李伟清等人回忆，他们曾见过清道光年间的一张杭州府告示，大意是不能闹事影响书场，如果有人闹事影响书场，则责令地保负责把闹事者抓起来，关到班房中去。杭州评话艺人，也敢于抨击时事。如解放前陈俊芳在杭州说书时，针对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现实，把著名的“山外青山楼外楼”一首诗即兴改为：“山外青山愁外愁，西湖自杀几时休，涨风吹得游人瘦，只把杭州作冥州。”他受到听众的欢迎，却遭到国民党省党部的传训。由于杭州评话艺人长期以高台教化作为宗旨，因此，其书目内涵比较丰富（艺人称之为有“肉子”）。其传统说书风格总的来说亦比较严肃，不以噱头取悦听众，而主要依靠语言艺术、恰当的表演和结合讲评以及穿插一些与杭州有关的民间传说，达到塑造人物、吸引听众的目的。蔡永嘉不以衣冠和名气吸引听众，全凭说表艺术，得到广大听众赏识。

“三鼎甲”之一的陈鉴春强调说书要做到六要：①要熟悉书路、书性，在“透”字上下功夫。②要分析书理，做到胸有成竹，这样说时才不会“豁边”。③要安排好“关系”，避免雷同。如二气周瑜以第一人称的表为主，三气周瑜时则以第三人称的白为主，这样才不会重复。④要卖足“关子”，如赵子龙跌入陷坑，一般艺人说到此收场，但他却要说到赵子龙跃出陷坑为止。那曹兵为何不用乱箭射杀子龙呢？因为曹操说过要活子龙，不要死赵云，故赵子龙才能顺利跃出陷坑。那末曹操为什么要说这话呢？且听明天分解。陈鉴春称这样的关子为卖足关子。⑤要出力讨好。理清书路后，慢慢地评说，即所谓“一说二表三交代”。并以“山赋”、“城赋”、“街景赋”、“刀赋”“枪赋”、“锤赋”、“战场赋”等等“赋赞”，描写景物，渲染气氛，烘托人物。讲到每段结尾的“数口”时，则以伶俐的口齿，如快刀劈竹一般地说下去，一气呵成。⑥要扬长避短。说书要以说、评为主，不是做戏，不以演为主，表演在说书中只要点到为止，不可过份。如果自己噱头、口技、乡谈（方言）不好的，就不要烂放，要避己之短，尽量把自己的特长发挥出来。陈鉴春这些说书经验，被他的得意门生陈俊芳等人继承了下来。

抗战时，杭州评话开始衰败下去，艺人星散。为了联络感情，艺人们成立了杭州评话“联谊会”。抗战胜利后，改用旧名“温古社”，由蒋有霖、陈俊芳等担任会长。解放后成立杭州曲艺团，评话温古社并入，由俞笑飞、李伟清等任团长。许多艺人除演说传统书目外，还积极创作和移植现代书目。如李伟清的《空军英雄张积慧》、安忠文的《淞沪游击队》、陈俊芳的《红军长征》、鲍瀛洲的《野火春风斗古城》、李宝渊的《林海雪原》等等，都受到听众的好评。在10年“文革”的艰难岁月里，杭州评话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但后起之秀马来法却想方设法积极创作、讲说新的评话故事，如《周总理来到楼外楼》等，受到听众的欢迎。